作为一个天津人，蒋子龙来文山采风之后，便对三七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而我，作为—个在三七之乡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外乡人，三七已渗透到了我生活与工作的许多方面，要说的话更多。但总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三七这个牵动着每一个文山人神经的宝贝疙瘩，我曾倾注过心血，并为它的发展而鼓而呼。我为三七产业发展鸣锣开道，三七产业的发展成就了我的事业!这是在退休之后，回忆过去走过的历程，感到无比欣慰!

      早在1964年进大学时，我们班上一位来自文山的同学送给我一个小三七，大约是200头的那种，他给我讲三七的特殊药效，给我印象极深。后来，在中药店，看到标价两三百元一斤的三七与鹿茸、人参、虫草等相并列。进一步认识了三七的不平凡。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仅13元啊!于是，这个小小的三七便天天装在我的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闻闻，那略带苦味的清香浸入心脾。
后来结婚成家，老岳父又是个有着几十年栽种三七经验的老手。关于三七的古往今来，又知道了不少。改革开放以来后，那—个个靠三七迅速发家的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在古木、平坝、小街、盘龙等地迅速崛起，壮乡苗岭广大农民的致富热情被史无前例地激发起来，三七成为广大群众乃至机关干部职工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1987年，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三千元钱交给老岳父。老人家买来红籽，在他的三七园里帮我们种下去。此后，我们不时地给老人买点农药，星期天买点肉去七园给老人改善生活。苍天有眼，一年过去，我们的红籽变成了子秧，卖出去便得了6000元。除去成本，净赚3000元。好家伙，那可是相当于我和妻子两年的工资总和呀!照此下去，当个万元户又算得了什么!

      在我的大半生经历中，有关三七发展的几件事却使我终生难忘

其一，长期以来，文山老百姓普遍会用三七泡酒改善跌打损伤和舒筋活血。1984年由文山县科委牵头，文山县糖厂用中医秘方生产出“三七参酒”。这种酒。老山前线指战员服用后，反映在舒筋活血，增强免疫力方面有奇效，回内地探亲都喜欢带上几瓶馈赠亲友。贵州六盘水的井下工人服用后，称消除疲劳胜过人参酒，纷纷前来订货。可是，三七参酒刚刚打开销路，就被州食品卫生监督部门查禁了。依据很明确，也很简单：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关条例规定，三七作为食品，仅限于“三七汽锅鸡”。

     问题反映到州上，一年多也无法解决。在1987年4月份召开的州人代会上，这个问题成为文山县代表团议论的热门话题。作为代表，我感到，有关部门执法，无可非议；群众意见大，也在情理之中。关键是省里制定的有关规定不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州的个别领导，更多的是涉及省的立法机关，敢不敢碰，这可是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相当胆量才能做的事情。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武器，从全州的经济发展出发，写出了《为三七参酒合法化鼓与呼》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州人大代表中医药界的专家们的看法：三七与人参是同科同属，两者药用成份基本相同，人参酒可以合理合法地行销全国，而三七参酒却没有合法的地位，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文山县也曾请省上的专家作过科学论证，专家们的意见说三七参酒是一种极好的保健食品。我的文章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既指出了省里有关规定的不科学，又批评了州上个别领导在这件事情上的畏难情绪。

     这篇文章在《文山报》1987年4月21日发表后，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后经州县有关领导和文山州的省人大代表们共同努力，使问题得到解决。1988年7月7日，《文山报》头版头条报道，省人大于最近决定，“批准文山州试产试销加入三七的酒”。

       其二：在三七价格高得不正常的1988年1月，文山州政府发出文件，把三七的特产税由每亩510元提高到960元，这虽然低于省里规定的农林特产税的综合税率，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农民普遍反映接受不了。我认为州政府的这一决定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心理和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可能影响农民种植三七的积极性。同时我深入基层作过一些调查后，以农村基层干部和七农的反映为依据，写出了《要下大力气抓农业》，文章指出：“三七生产是文山州的一大优势，今年州政府把特产税每亩由510元提高到960多元，其幅度达80％多，基层干部和七农反映强烈。三七农药供应紧张，价格猛涨，代森锌国家价每件87元，但买不到；私人卖每件高达300元；棚架材料价又高；有些地方水也要买；三七病虫害又多，再加上三七栽培技术无人过问，影响了七农的积极性。建议政府采取措施，认真解决存在问题。”文章于3月20日在《文山报》刊登。紧接着，我又以报纸言论的形式，总结了文山州过去在几件事情上虎头蛇尾，优势被外地夺走的教训，指出了文山的周边地州正在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文山七农去投资种三七的现实，提出了“谨防三七生产优势丧失”的忠告。两篇文章都受到上下一致好评。后来政府再次研究，修正了原来发的文件，将每亩三七特产税降到690元，受到了群众-欢迎。半年之后三七价格的大滑坡，证明了这个价格调整是有前瞻性的。

     虽然还不能完全说州政府对三七税收的调整是出于这两篇文章，但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强烈地及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帮助决策者清醒了认识，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前后两件事的成功，体现了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在三七发展出现重大阻力的时候，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畏权势，不怕穿小鞋，敢于发表真知灼见。这在当时开展舆论监督难，“监督下级困难，监督同级更难，监督上级难于上青天”的环境中，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可以说，以这两件事情为标志，我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已经走向了成熟。以这两件事情为素材，我撰写的论文《没有参与就没有对经济决策的监督》在1988年11月20日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全国经济新闻理论研讨会上获得了大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理论刊物《中国记者》在1989年5月出版的第5期上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参与对经（原作者：张鹤光）济决策的监督》加以发表。由此揭开了我的理论文章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和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的序幕。同时，三七及其功效在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和全国新闻界的权威刊物上亮相，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这是我更看重的。

      进入1988年第四季度，文山州三七价格大幅下跌，在巨大的损失面前，一大批想靠三七发财而起步晚的农民和机关干部职工蒙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个时候，我仍然关注着三七的生产。我的文章《三七价格下跌对策何在》发表在1999年3月21日的《文山报》上。紧接着，我又带着一名记者深入到三七主产区——文山县平坝乡作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写出一组系列报道，《三七跌价后的思考——文山县平坝乡财政收入情况调查》刊登于1989年4月下旬的几期《文山报》上。尽管这些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有见识的对策，但面对市场的巨大威力。这些对策并未能发挥多少作用，实践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市场的威力。

      其三：1993年4月，文山州委、州政府举办首届国际三七节，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广泛宣传三七，提高三七的知名度。当时，我作为首届国际三七节筹备组宣传文化处的副处长，节前紧紧围绕三七节的中心做了大量有效的宣传报道工作，比如与中央和省的新闻单位联系，有计划地推出关于文山的报道，出版关于文山发展的书籍、画册等，并去北京请新闻单位的记者。在北京期间，我同样通过种种关系向记者们宣传文山、宣传三七，提高他们对文山的兴趣，最终使得新华社总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8大新闻单位都派出记者来参加了三七节，通过他们关于文山三七节的报道，不但在国内各大媒体上都有文字、有图象、有声音，就连香港的《文汇报》、《天天报》，台湾的《新闻周刊》，越南的《前进报》等媒体都对文山作了整版的报道。更为有趣的是当年4月20日我在新加坡住宿的酒店里亲眼看到了新加坡电视台播放首届文山国际三七节的盛况。远在异国他乡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紧密相关的新闻，内心的激动是无以言表的。因为这些工作的关系，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的几位记者和我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相互联系保持了十多年。

      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在首届三七节总结表彰大会上，我受到了州委、州政府的表彰。
其四：1998年，文山州文联筹款拍摄了6集电视连续剧《情洒金不换>。在拍摄期间，我有机会接触了编导陈志鹏先生和著名导演卢小娅及几名主要演员，撰写了评论文章佣金不换的精神创造金不换的事业——评6集电视连续剧《情洒金不换》，文章在被《含笑花》刊用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也于1998年6月9日刊载，使三七这棵百草园里的奇葩又一次在全国权威性的报刊上亮相。

       往事如烟，过去的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惟独以上这些与三七生产发展息息相关的大事，却仍然历历       在目。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尽管三七生产发展还任重道远，但我们看到了州委、州政府的努力，看到了新成立的三七特产局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更看到了文山州广大七农。